笔者曾对明代徽州里的编制进行过整理, [ 1
]发现到明末为止从里数的层面很难看出里制崩溃的征兆,并提出户数的增减是里增减的根本原因等基本观点。当然在变动实际发生时,对户数增减的反应也不一定是即时出现的。因为引起里变动的直接契机应该从现实问题中寻求答案。

清代顺治元年户部下令各省清查地籍,由于当时战争未停,各地进展不同。一般认为顺治一朝多是恢复万历旧制,康熙初年各地开始清丈土地①。还有人认为清初各省都没有进行土地丈量,册籍编造都是抄袭明代旧册②。清朝建立之初,为了扭转财政收入短缺的局面,对垦荒与田赋征收尤为重视,而清丈土地、建立地籍是征税的基础。明末清初,江南徽州府社会环境相对安定,清朝的政令得以切实执行。顺治四、六、十年份的徽州鱼鳞图册实物数十册现存于一些收藏单位③。顺治年间的民间清丈合同文书,清丈归户票、归户册,土地买卖契约都反映了徽州清丈的事实。顺治清丈在徽州不是自发的、孤立的,而是自上而下“奉旨”行事。顺治清丈的资料虽然有所披露,但专门研究还不够④。本文利用文书档案资料就顺治清丈在徽州的推行进行考察。

内容摘要:众所周知,赋役黄册制度是明代户籍与赋役之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并与明朝统治相始终。其中多处出现“一户某某,系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东阿县”等字样,如第1册第2页背“壹户刘彦实,系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东阿县”,第2册第2页背“一户冠君仁,系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东阿县西姚”等,可知其应为山东东阿县攒造黄册。山东东阿县黄册中,“棉花地”的书写格式与“夏税地”和“秋粮地”等齐,表明关于“棉花绒”的征收,应不再是折色,而是等同于“麦”“米”的本色,这是明代税粮征收的一个变化。但山东东阿县黄册中,“马草”的书写格式与秋粮“米”等同,是包含于秋粮税收之中的,此与史籍记载不同,可见明后期的草料征收或许再次发生了变化。

清初徽州各县和明代一样,里的增减现象持续着。特别是康熙三十年祁门县一共增加了3个里。但方志中只是简单地提到了这个事实,对于全面把握里增加的原因和过程等还是很困难的。值得注意的是《清康熙四十二年词卷》①保存了康熙二十六年到三十年间围绕祁门县的增图文书,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由此,本文首先对清初徽州各县里制的变动,特别是以祁门县为中心进行整理,然后借此对当时祁门县里增加的具体契机和情况进行考察。

一、顺治清丈的组织
清朝建立后,县级政府正常运转是该地方社会稳定的标志。徽州府休宁县顺治二年即照常审理案件,《顺治二年休宁县正堂信牌》就是执法的原件,判词称:“仰原差胡靖即往十九都半边莲地方,督同干证原被人犯并乡约、保甲,将汪廉行所盗葬叶都春祖坟傍地,立刻眼同起举,平后具结回报,毋违。须牌。”⑤
“信牌”是府州县行政的凭据,《大清律例》载:“凡府州县置立信牌,拘提人犯,催督公事。量地远近,定立程限,随事销缴。”⑥
休宁县顺治二年基层乡约、保甲健全,正常的行政执法系统为推行土地清丈提供了组织保证。
“图正”的佥充
徽州清丈始于顺治三年,《康熙二年祁门县三四都一图十排年清丈合同》回顾道:“向于顺治三年奉旨清丈。”⑦
清丈的具体执行者是以“图正”为首的基层民众。顺治四年二月初七日休宁县发布《大清国清丈田土告示》:
正堂佟为清丈地土事……为此示谕概县图正、量、画、书、算诸民人等知悉,即将图田速行清丈,但各里有未报者,速行佥报,未认者,速行具认状立等,造册报府转报。图正、书、算、量、弓手,务寻身家德行之人,以至其任,限本月内完报造册申报。万不可因而索民酒食,踏民田麦,荒民春作,有一此者,本县不时查出,拿解究决,决不姑贷,速速特示。⑧
休宁县全面动员,“概县”限时各图组成清丈小组,清丈人役以图正为首。所谓“佥报”是从众人中选拔上报,清丈是公共事务,选拔的图正既要有财产,也要有道德,因而以“身家德行”为标准。告示称“大清国清丈田土”,有强调改朝换代的意味。清初以“劝耕”为要务,因此知县告诫清丈人员不要损害庄稼。图正的“佥报”经官而定,但被佥者未必亲身应役,通过《顺治五年休宁张起鹗免役禀文》可见一斑:
三十一都三图府学生员张起鹗,禀为恳恩准照超死难、免烦役,以恤孤老事。本图图正向佥吴宪充当,扳生长子张大鏖,户名张麟,聚朋役串名吴麟宪,认状在官。因春二月,大鏖蒙召面台,领帖联络西乡之际,金、洪二贼兵起三十三都浮梁界,过三十一都地面,次迫城下,大鏖统乡兵截拒,遵命不违,兵无接应。生仅二子,俱从死难。清丈举行,犹恐误公。生年八旬,老病莫能举移,孙孤五岁,家无次丁,乞念生老孙幼,遇死难事,经仁台耳目叩批,原佥吴宪承当图正,豁免张麟聚朋役,赐印准照,庶上不误公,下恤老幼,感恩无任,激切具禀!
县批:张大既死,故准免图正,着吴宪充当,不许扳扯。 顺治五年七月十三日具
抱禀人汪表⑨
这张“禀文”钤盖两处官印,是休宁知县处理公务的原始记录。图正吴宪通过一些手段“扳扯”别人充当,但须“认状在官”,经县备案。图正之役,实际任事者可由多人“朋充”。张起鹗为前明秀才,按明制可免一定杂役,禀文中自称“老病”,要求豁免。他很悲惨,长子被“扳”为图正,又奉县令之召,率乡兵“拒贼”阵亡,次子亦死。在土地清丈举行之际,八旬老翁与五岁孤童无力应役,故县批“着吴宪充当”。清初县衙多方面役使图正,动乱时甚至令其召集乡兵应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休宁县的行政掌控能力。
民众签订的清丈合同
官府只发号施令,对清丈并无财政支持,经费全部出自民众。清丈劳民伤财,由基层组织率民众签订清丈合同,建立规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顺治五年祁门县三四都二图清丈合同》载:“遵奉清朝丈量田地,已遵通例……所有官中并衙门领册,请弓、纸、笔各项使费,俱查照万历九年旧规,各排年并各甲下,每粮一石出纹银三钱,的于二月初四一齐付出,贮匣眼同,暂于开丈支费。”⑩
顺治五年正月,祁门县清丈刚开始,仅官中“使费”每石粮就需出三钱,经费来源和开支照万历旧规,但并非照抄“旧册”。而休宁县上年已开始清丈,《顺治四年休宁县九都一图清丈合同》载:
九都一图公议图正、量、画、书、算合同。里役郑积盛、程世和、程上达、陈世芳、程恩祖、陈泰茂、汪辰祖、陈琛、陈梁、陈世明等,奉朝廷清丈田土,本图十排公立事务,各分条例,拈阄应管本图图正、量、画、书、算。议立三村均管,佥名图正陈程芳、量手汪世绍、画手郑以升、书手程世钥、算手陈明伟。现里陈泰茂公报各,以应定名目。其衙门等项事务,托在赵光祖。其在官丈量造册名目,俱系十排朋名管充当。今排内出身经管之人,另列的名于后。自承认管事务,各乘尽心任事,不得徇私坏法,如有此等之辈,坐在经手。其丈量使费等项,十排照粮,每石先出五钱应用,如不敷,再开五钱,合每石一两之数。其甲首贴当书、算使费等项,每粮一石,贴银一两五钱,开众注簿存匣,以使造册等费开支。如有拗不出者,十排众取公用。但丈量一应归户、纸笔之赀,俱要眼同众手贮匣,以备公用,不得徇私。如有此情,察出见一罚十。今各任事阄定,日后不得推诿误公。今恐无凭,议立合同一样十张,各执一张存照。
计开列各任事于左: 一议图正陈程芳管造丈量弓口册籍,三村朋管。
一议图正贮众银匣,环珠陈缨、[陈]晖经管。
一议图正簿匣、图记、灰印,蓝渡陈远铨经管。
一议图正锁钥,西馆程概、[程]栋经管。
一议各村非当事者不得插入混乱,如有此辈,十排公举。
一议丈量管事等项坏法者,坐在经手,不涉众人。
一议派使费从粮斗起升合,不许私开。
一议里长有户寄在别甲,照甲首贴银书算造册使费。
一议参官下会,轮月应答,不得误公,使费众支。
一议六甲现年管理备办支应,用帐历盈。 三村图正陈程芳
一甲排年郑积盛户丁一礼管理画手。 二甲排年程世和户丁文堂管理量手。
三甲排年程上达户丁概、栋管理图正锁钥、量手。
四甲排年陈世芳户丁缨晖管理图正众收银匣。
五甲排年程思祖户丁知时管理书手。
六甲排年陈泰茂户丁远铨管理图正簿帐印匣。
七甲排年汪辰祖户丁懋进管理画手。 八甲排年陈琛户丁卫伟管理算手。
九甲排年陈梁户丁钥照管理书手。 册里排年陈世明户丁祖积管理算手。
以上一十二人管理不得混乱。 顺治四年丁亥十月十五日 共样合同十张
各排收执一张存照 代书人赵梦麒 中间人赵光祖。
休宁县九都一图遵照县颁“大清国清丈田土告示”,以合同的方式组织清丈。各地组织形式可能不尽相同,但落实清丈必须组织化则无疑问。通过以上合同得到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清丈人役虚名与实名的区别。县衙要求上报图正、量、书、画、算五种职役,但实际清丈远非5人能够完成,于是名单中有虚拟人名者。所谓“虚名”,或为朋充,如图正属“三村朋管”,即“管造丈量弓口册籍”的工作由三村的人共同承担,图正名“陈程芳”可能就是六甲陈泰茂、三甲程上达、四甲陈世芳三里长户的串名。这在上引《顺治五年休宁张起鹗免役禀文》中也可得到证实,图正吴宪扳扯张麟朋充,串名“吴麟宪”。官府佥充清丈人役,“量、书、画、算”等名虽一人,但实际工作需多人参与,于是合同议定10甲排年里长户实名户丁负责管理清丈各役。合同中“虚名”是都图为符合县衙要求而整合上报,而实际清丈工作需要责任到人,所以“另列的名于后”。
第二,清丈的经费来源与数量。费用照“粮”摊出,主要分“丈量使费”和“造册使费”两部分。丈量需银“每石一两”,造册使费等每石一两五钱,合计每石“粮”出银2.5两。每图的清丈费用是多少?可以大约估算。明代实行粮长制度,徽州共设粮区55个,每个粮区平均约辖11里,征收税粮的约数为3000石,每里税粮272石有余。顺治初去明代不远,土地清丈也是按照万历“旧规”进行,可比照计算:272×2.5=680。清丈经费每图约需600余两,是个不小的负担。
第三,民众的心态。新王朝法令严密,合同中有“丈量管事等项坏法者,坐在经手,不涉众人”的条款。反映民众具有自我保护意识,也流露出畏惧情绪。顺治二年多尔衮关于“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的传谕,图正等人不会不知道,民众心态透露出竭力遵奉清朝清丈田地的政治原因。
休宁县九都一图的清丈进行了一年多,因县令催促,不得不快马加鞭。《顺治六年休宁县九都一图清丈合同》载:
一议本图内芥字号,共有一万字号,十排公议,今奉县主翁爷清丈紧急时间,难以丈完。今十排公派三村:西馆三排管理丈量底册三千号,蓝渡三排管理丈量底册三千号,环珠三排管理丈量底册三千号,郑村一排管理丈量底册一千号。倘有底册差错迟误,官究使费,本村排年自认,无得推众。但各村底册造完之日,约至二月初旬。完日,书算领去写造正册。其各村丈量饭食,每号给银一分,管众支用。其开垦、水打、沙涨,十排眼同公众,怀私者见一罚十。其丈量底册,每排给银四两,以备丈量先生饭。
一议归户各姓纸笔,四村眼同注簿收支公用,内有私取察出,罚白米一石公用。
一议图正答应见官,每一周年众支七两二钱,四季支付,不得推托,倘违公事,工食扣除。
一议遇下会应答官事,贴银一钱。其丈量遇外,众支顾请。
顺治六年己丑正月十六日十排立约,一纸付赵茂先收执,十排俱各画字。
以上合同说九都一图为“芥”字号,有1万号田土。明清徽州清丈土地,攒造鱼鳞图册以《千字文》编号,万历清丈休宁县城乡一体,编号起自“天地玄黄”,至“九都共两图,‘芥姜’号”。顺治清丈重新编号,休宁县城四隅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编10字号,乡都仍以《千字文》编,从天地玄黄到“克念作圣”之“念”,共计206字,加上四隅10字,城乡土地共编216字号。休宁县档案馆现存清代鱼鳞图册1153册,约有100多万号,但并不是清代造册时的全部,其中六都、三十一都缺,三十三都存1册,别的都图也不完整。清代休宁全县鱼鳞图册共编216字,若以每字在册1万号田土计,完整的土地编号为200万左右,每册平均登记田土约1000号,则清代休宁县完整的鱼鳞图册可能有2000余册。宋元以来南方一些县份编制的土地册籍就数以千计,土地号数以十万、百万计。如南宋后期土地经界,江西永丰县六乡五十一都“正副砧基之有簿,不翅以千计”。元代浙江余姚州核田后颁发土地凭证,名曰“乌由”,“凡四十六万余枚”。每个“乌由”所载是业主连接成片的土地,不止一号。
明清里甲按户编制,而人户居住于村落,村落大小不等。为了提高清丈效率,九都一图把1万字号分解到村:西馆3000号,蓝渡3000号,环珠3000号,郑村1000号。各村排年管理丈量“底册”,如果出差错费用自认。再由书、算“写造正册”。清丈人员中,量手、书手、画手、算手写造、刊刻的鱼鳞图册相当精密。其正册大多每面登记四号田土,一页双面八号,清代休宁县土地以200万字号计,所攒造的鱼鳞图册约达25万页。
休宁县九都一图顺治四年十月开始清丈,至六年二月“底册造完”,历时十四个月,写造正册完毕,两年足矣。其清丈效率得益于县衙与基层都图的有效组织。
二、顺治清丈后造册归户
明清鱼鳞图册的实施,文献有描述性、概括性的记载,但土地清丈,鱼鳞图册攒造,赋税归户等具体过程并不清晰。通过鱼鳞图册,归户票、归户册、土地买卖契约等原始资料,可以考察顺治清丈后造册归户的实态。
鱼鳞图册登载的土地数据
鱼鳞图册登记的数据有两类,一是清丈所得“积步”,一是清丈后拟定的税亩。后文引用的《顺治六年程质夫佥业归户票》“丈过田地山塘,每号照丈积步,依则拟税”的记载,阐述了两种数字产生的动态过程:“丈过”田土,得到“积步”数字,再照“步”拟税。“依则”,就是依据折亩标准,或240步为亩,或500步为亩,各地折亩标准不同,相同的土地面积所拟亩数有很大差异。如休宁县万历清丈等则规定,房屋基地一等正30步为1亩,下下地500步为1亩。数学家程大位亲历其事,批评为“擅变亩法”。明清土地清丈计算面积,“步”为基本单位。程大位说:“丈量之法,以五尺为一步,每步自方五尺,计积二十五尺也。”
每“步”25平方尺。但休宁县万历清丈城镇的“一等正地”1亩只有750平方尺,而“下下地”1亩为12500平方尺,二者相差近16.6倍。据《算法统宗》解释:“亩,横一步,直二百四十步,即阔一丈,长六十丈也。若以自方五尺计之,积六千尺也。”
按240步的标准,1亩为6000平方尺。虽然休宁县万历折亩比率悬殊,但《算法统宗》只能以240步标准亩制计算各种形状的田地,如设问:“假如直田长六十步,阔三十二步,问积、税各若干?答曰,积一千九百二十步,税八亩。”
算式为60×32÷240=8。“积”为几何面积,“税”为税亩,即纳税数额。俞正燮《亩制》载:“商鞅改二百四十步为亩”,“《旧唐书·职官志·户部》云:‘凡天下之田,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赵彦卫《云麓漫钞》载,南宋经界步田之法,以“五尺以为步,六十步以为角,四角以为亩”。俞正燮又说,“干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奉旨,嗣后统以亩计,不用晌、绳名。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可见240步1亩的亩制,自秦至清不变。
明中叶以后,全国各地普遍“擅变亩法”。何炳棣称之为“折亩运动”,并据明清地方志的资料就各地“折亩”的实际作了详细考证。“折亩”是为了土地计税的需要,每亩大于或小于240步标准的计算方法。因此程大位称作“亩法”,而不是亩制。徽州折亩后大小亩比率悬殊,是因为城镇住宅、风水用地与农田价格的巨大差距造成的。休宁县“有屋基、风水,税不上亩,而价值千金者,有荒山野土,粮该数斗,而价值不满百金者”。折亩有按土地价值征税的取向。最近有人撰文用“地方性亩制”指称明清的折亩,所谓“地方性亩制”的概念是不能成立的。亩制,作为度量衡制度,其标准具有相对稳定性,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适用。明清的“折亩”,各地纷繁不一,“不仅各省不同,即一省之中,各府各州各县亦多互异”。即使在一县范围内,明代与清代的折亩也有变化。如果把各地极不稳定、标准不一的折亩称作“地方性亩制”,那么,所谓“地方性”是指一省一府还是一县?该文又说,“清丈数据的亩制属于标准计量单位,而册籍数据,则是依据一定的折亩率转换的纳税单位”。这里“册籍数据”意指地方官员上报折亩后的土地数字,即官府册籍登载的数据。但在历史文献中,“册籍”一般是指鱼鳞图册之类,如康熙《休宁县志》就说“册籍掌于图正”,“册籍”是登记“清丈数据”的载体。民间土地买卖契约也把鱼鳞图册称为“清丈册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共40卷,散件文书7卷,“簿册文书”33卷,其中明清鱼鳞图册12卷,都是“册籍”。如果不举官府统计土地册籍的实例,而笼统地说册籍土地数据即纳税单位,有将两种不同性质的数据混淆之虞。
明清土地清丈后,“步”的数字清楚登载在鱼鳞图册上。自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附图”就有万历九年“徽州府歙县丈量鱼鳞清册残卷伐字2624号”,该号“土名莘圩,丈地五十七步五分一厘,税二分二厘七毛”。这里“五十七步五分一厘”就是“清丈数据”,每亩积253步有零。清代鱼鳞图册,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顺治六年丈量鱼鳞册”,其“慕字四百三十三号,土名长林口,新丈田五百三十步二分,计税二亩三分四厘二毫”,每亩积227步有零。安徽省博物馆藏歙县《顺治六年必字号丈量鱼鳞清册》中,夹有四页墨笔写就的10×8厘米土地号头纸片,如“必字五百三十九号,[土名]潭儿头,地八十步九分四厘,[税]三分二厘三毫七丝,[见业本都]一甲张际时”,四至、图形都有,所写土地数据与正册中字号同。鱼鳞图册上土名,积步、税亩数字,业主名等为墨笔填写,其余字、图为版刻。据此可知清丈造册过程是,用编号的纸片记录清丈所得“步”数,经“拟税”后将数据填入版刻图册上。
顺治鱼鳞图册有“新丈”、“计税”两栏,分别登记“积步”与“税亩”。《顺治六年祁门县三四都二图月字号鱼鳞清册》登记的1、5、7、17、19、29号田、地、庄基地如下:
月字一号,土名麦山弯,新丈:[田]九百五十四步一分四厘,计税:三亩八分八厘四毫九丝三忽。四至:东至坑、西至畔、南至田、北至坑。见业:一都二图二甲谢旌忠户。分庄:汪复初户[户丁]自洪内得三十步。
月字五号,土名朴树丘,新丈:田六百五十八步○五厘。计税:二亩六分七厘九毫三丝六忽。四至:东至坑、西至山、南至田、北至田。见业:三四都二图二甲汪植德户。分庄:[户丁]钟登、钟乐均业。
月字七号,土名小沙丘,新丈:田五百七十一步八分四厘,计税:二亩三分二厘八毫三丝四忽。四至:东至坑、西至田、南至田、北至坑。见业:在城一图六甲谢世德、三四都一图三甲下汪祖德户均业。
月字十七号,土名拗上,新丈:下地一百六十步,计税:四分。见业:三四都一图八甲下汪起蛟户[户丁]桂元。四至:东至畔、西至畔、南至畔、北至低路、北至地。分庄:汪时有户[户丁]昌公内得二十六步六分。
月字十九号,土名杨家坦,新丈:中地四百四十九步五分,计税:一亩八分二厘二丝。四至:东至低路、西至田、南至低路、北至地。见业:三四都一图三甲汪祖德户[户丁]文晃。
月字二十九号,土名上村园汪庄基,新丈:庄基地一百四十三步八分,计税:五分八厘二毫三丝。四至:东至行路、西至地、南至塘、北至后檐滴水。见业:三四都二图四甲汪德彰户、八甲下汪起蛟户、十六都二图六甲倪良祚户、九甲下汪大富户。分庄:德彰户二十四步七分、大富户一十五步九分七厘七毫、起蛟户二十七步九分六厘、树德户六步、十六都八图五甲倪醇文户七分四厘五毫、一贵户一十七步○一厘三毫、汪文聘户([户丁]秀五十六步一分三厘六毫、[户丁]成一步五厘)、十六都三图六甲倪良祚户七厘四毫。以上月字1、5、7号田,每亩计245.6步,而月字17号“下地”,每亩计400步,月字19号中地,每亩246.9步,月字29号庄基地,每亩246.9步,与中地同。(历史新知
www.lishixinzhi.com)据同治《祁门县志》记载,万历清丈等则,田、塘244步8厘为1亩,高地400步为1亩,平地256步9分为1亩。祁门县顺治清丈折亩比率基本遵照万历规制。
顺治“鱼鳞清册”在微观层面反映了地权所有的一些特点。鱼鳞册登记的业主并不限于本都,如谢世德在月字七号占田1亩有余,当属“在城”地主。见业者按户名照税亩纳税,“户丁”是地权的具体所有者。鱼鳞图册登记了一些农民占有面积很小的土地,有的可能并不适合实际耕种,但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财产,生活困难时卖出,好转时再买进。二十九号“庄基”地权分割零细,有的户丁占地在1“步”以下。这在土地买卖契约中也常见,如《顺治七年祁门吴士仁卖园地赤契》载,吴士仁所卖园地为“该得本身九股之一”,包括地内的“枫树、栗树、柿树,该得本身分数收价亦卖兄文畿为业”,只“得价银三钱正”。
清顺治鱼鳞图册不仅每号登记“步”数,还有的在册统计“步”之和,如《顺治六年祁门县三四都月字号鱼鳞清册》载:
自一号起,至八十号止,田一万四千二百一十五步四分二厘,平地四千四百一十七步一分,高地二千五百二十三步二分,塘二百九十八步二分(月字七十九号处批注)。
自八十一号起,至一百六十[号][止],田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二步四分五厘,平地一千九百二十一步七分六厘,高地二千一百五十步九分,塘三百四十二步三分。
自一百六十一号起,至二百四十号止,田一万八千五百七十九步四分,平地五百二十七步九分八厘,高地二千三百三十六步七分,塘一百八十二步七分正。
自二百四十一号起,至三百二十号,田九千三百八十七步正,平地四千一百三十八步一分,高地一千九百二十五步,塘七十八步。
自三百二十一号起,至四百号止,田一万五千七百七十三步六分,平地二百九十六步,高地一千三百七十四步,塘无。
自四百○一号起,至四百八十[号][止],田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三步九分,平地五百一十步三分,高地四千六百四十五步三分,塘三十步。
自四百八十一号起,至五百六十号[止],田二万三千三百三十四步二分,平地一百步,高地一千九百二十七步四分,塘一十六步。
该册“积步”统计至560号后残缺,但登记的土地数字从1号至782号完整在册。以上田、地、塘起自1号至560号,共积144937.91步,可以换算为:144937.91×25=3623447.75。这里已经从微观层面每号土地“积步”上升为一“图”范围内的土地面积。当时造册者已经有意识地统计“新丈田土总数”,为与保持“原额”的赋税数字对接提供了基本的土地数据。《顺治四年祁门县吴畿林户新丈亲供首状》载:“各图公正、副、弓、算、书、画等从公丈量,步数或增或减,水推者除,新增者收”,但“步有增减,税无增减。概县通盘打算,合足原额,折亩折税造册起解”。这件官文书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以确凿的证据告诉我们县衙是怎样依据实际土地数字来编制税额的,清晰地表明丈量所得土地数字与官府编制上报的土地数字属于不同性质。
鱼鳞图册有的在册注明“今积”,指刻下丈量所得步数,再依“步”换算出税亩。在标准亩制240步的情况下,亩的几何面积是确定的,而明清各地“折亩”标准不统一,亩的几何面积就具有不确定性。而每“步”25平方尺是全国稳定通行的,如果不是计亩纳税,以“步”分厘制计算,土地几何面积已经清楚。鱼鳞图册绘图标明“四至”,登记丈量积步,确定土地相对不变的地理位置与面积,成为填写归户票、编制归户册“注册纳粮”的基础。
归户票与归户册 1.归户票
归户票由都图印制,图正签发,盖有图正姓名印记,式样、名称不尽相同。对应鱼鳞图册上的“每号”田土都要“给发”归户票,业主执票至“册里”“亲供归户”。休宁县档案馆现存清代鱼鳞图册土地字号就达100万以上,可见其在当时实用阶段数量巨大。今天还能见到一些归户票原件,《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收录顺治归户票6张,《徽州文书类目》著录顺治六年至十八年的归户票18张。《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著录顺治归户票26张。举例考释如下。
《顺治六年程质夫户佥业归户票》:
二十一都九图奉本县明示:丈过田地山塘,每号照丈积步,依则拟税,给发佥业票,业主亲领前付该图册里亲供归户。票照归字二千三百六十二号(“二十一都九图图正汪本昭”印),土名王家滩,今丈积一百二十四步一分五厘○毫,应拟中地税○亩三分五厘四毫七丝,见业二十一都二图甲户丁程质夫。
顺治六年十月日图正汪本昭(“书香堂”阳文方印) 册里何承凤 量手汪克家
画手汪振德 书手何元魁 算手汪种德
图正“依则拟税”是根据田土等则换算税亩。万历清丈后,休宁县地分四等,上地二百步一亩,下下地五百步一亩,相差2.5倍。以上程质夫归户票“今丈积一百二十四步”,应拟中地税三分五厘四毫,一亩合三百五十步。而万历等则休宁中地“每亩二百五十步”。可见图正“拟税”有弹性。万历九年,歙县二十四都一图“公正”丈量双桥郑氏墓地,因两家有隙,将四至挪移,不发“丈票”;顺治七年歙县土地清丈结束时,洪源村洪氏族人设酒宴招待图正。这些事例表明图正在清丈“拟税”时具有关键作用。
《顺治七年戴氏分亩归户票》:
十八都十一图公正戴应新遵奉县主明示:清丈田地山塘,照号丈过积步,验契注业,依则清查,分亩填号,给发纬税正票,业人亲领前付该图亲供归户。票照。
计开 今丈过垂字一千三百二十七号,土名润里 田计积一百。二步二分八厘 应拟
中则计税四分六厘五毫 见业十八都十二图 甲戴 户丁圣瑞 此证 顺治七年二月 票
此票未注县名,应是休宁县。据抄本《休宁县都图地名便览》载,十八都十一、十二图自然村为隆阜,即清代学者戴震故里,以上图正和业主都姓戴。中田一百○二步二分八厘,拟税四分六厘五毫,每亩220步,与万历等则中田每亩步数相合。票载“丈过积步,验契注业”,清丈所得积步可与地契记载的土地数字比对。
《顺治八年祁门李昌义户业户执票》:
祁门县为归户供税事,照得丈量既竣,例应归户造册,递年输纳供税。今十一都一图九甲李昌义户户丁祯泰,实承丈得十一都六保闰字一千一百十三号,土名下坞口,计田一百九十九步二分八厘,折税
该管公正、副等拟合出给串票,一存底,一归业主,一付册书,照数查明,对同造册,毋得违错取究。须票。
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十一都一里对同记”印) 给(“公正方新”印) 县□
丈量结束,造册归户征税,成为制度。“公正”出具“串票”三份,业主得其一,可与册书“对同造册”,增加了透明度。清丈票据不止一份,必要时可以互相比对,这既反映了清代地籍管理的进步,也是顺治清丈印票等文书被业主长期保存的原因。
《顺治九年休宁县程化归户票》:
休宁县十五都五图遵奉县示:清丈田土,各户产业已经丈清,照号佥收纬税,亩步明白,本图逐一核明,验税归户,注册纳粮,庶毋隐漏。今据本图五甲程化户见业户丁佥丈过人字八百四十六号,土名独骨塘低干,上则田税二亩一分四毫二丝,验明图正纬税印票,照收归户。合发票付业主照。
顺治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册里朱忠
这张由“册里”押署的归户票值得注意。业主持图正签发的归户票“前付该图册里亲供归户”,而此票表明,册里“注册”后还另发票给业主收执。该票只注税亩,不注“积步”,可见黄册里长只管“纳粮”数额。又说要“验明图正纬税印票”,“纬税印票”的性质与归户票相同。如《康熙十二年休宁县纬税票》载:
休宁县十八都八图遵旨清丈,又奉县主严示,眼同业主丈明,挨号彻底清查。今照丈实积步、亩,验契注业,即发纬税票付业主领赴该图册里归户。但亩步时有更形,业主新旧不一,册里验明新票,填注亲供,庶无隐漏奸弊。须票。
朝字一百一十八号,土名洋湖垣 佃人 积一百八步五分五厘
上则地税五分四厘二毫七丝五忽 见业十八都九图一甲邵万兴户户丁邵彝仲
康熙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公正 程信杰 量手 戴元斐 画手 黄浩宝 书手 戴耸
算手
吴义图正“即发纬税票付业主领赴该图册里归户”,与前票所载册里一“验明图正纬税印票”相合。其中“亩步时有更形,业主新旧不一,册里验明新票”等语说明,清丈后注重后续管理,地权转移后,册里跟踪归户。此号地“积一百八步五分五厘”拟税“五分四厘二毫七丝五忽”,符合休宁县万历上则地200步1亩的规定。
《顺治九年婺源汪贵户跽业印票》:
婺源县为清丈事,照奉部院司道府明文前事,奉此遵行,督令各号公正丈量,取册申报在案,各号丈过田地山塘,合给跽业印票,付业主照证归户,供纳税粮,永为遵守。须至业票者。
十一都二图七甲业人汪贵,问字六百三十一号,东至程观田,西至江家田,南至程观保田,北至程士高田。
今丈积步计田税四分九厘四毫坐落本都土名大流段 顺治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公正汪德瑞书、算詹时周 汪廷训 宋成茂
“跽业印票”就是清丈结束后由县衙颁发的归户票。顺治清丈是“照奉部院司道府明文”行事,公文逐级下传,至县“遵行”实施。丈量后由县衙颁发“印票”归户,目前所见仅在婺源县。所谓“跽业”,意指业主长跪接“票”,形象地诠释了专制社会的官民关系。婺源县顺治“六年奉文清丈地土”,至九年颁发“跽业印票”,可见县衙具体介入后清丈效率反而不高。
《顺治十六年何万良户月字号归户票》:
二都四图遵奉县主明示:清丈田地山塘,今将本图丈过,原往字号,新编月字一千四百四十一号内土名后汶溪
应拟中则三十七步八分八厘 照则计地税一分五厘一毫五丝二忽
见业十七都六图三甲何万良户丁何志通合给信票,前赴该图册里对验字号、步、税,登册归户,上纳国课,庶无遗漏,以杜奸弊。仍执此票为据。
顺治十六年四月十一日 都正 李时□ 书 金文谏 图正 汪成奎 量 许尚相 画
徐正茂 算 程□圣
墨笔左批:“康熙五年五月十五日图正李云达对同讫”,右批:“干隆十五年十图八甲何志通户丁圣修票讫。”
该票载“原往字号,新编月字”,“往”为万历字号,“月”为顺治新编字号。康熙《休宁县志》载:“二都共六图,缺一、五,‘来暑往秋收’号,增五图补。新丈:‘荒日月盈昃辰。’”
第三字原“往”,新丈作“月”。这里中地37步,拟税0.15152亩,每亩合250步。“照旧额”就是与万历册籍登记数额相同。顺治清丈新编字号,但该号土地丘块不变,清丈计税就与万历清丈相同。通过墨笔批注可见,7年后的康熙五年,图正李云达“对同”,91年后的干隆十五年,顺治户丁何志通虽不在世了,其名下户丁何圣修成为“的名”业主,土地仍归何氏子孙所有。在土地权属没有转移的情况下,顺治归户票仍是后世业主重新登记确认地权的重要依据之一。
2.归户册
归户册为土地纳税册籍,如前引归户票所载,“丈量既竣,例应归户造册,递年输纳供税”。栾成显说:“所谓归户册,即是将同一业户所有的分散于不同都图、不同地点的各色田土,都汇集到该业户名下而攒造的一种土地文书。”
徽州既有以图为单位的归户册,也有单户归户册。明清土地归户以图为单位,将业户散在各都图的所有田土归到业主名下,称作“归户亲供册”。安徽省博物馆藏《万历九年清丈二十七都五图归户亲供册》所载,有产业户110户,在本都及别都共占有土地3195亩有零。册载有总图土地数,米、麦两税数额,还有分户土地数和税额。
税从田出,归户册既是土地文书,也是赋税文书。海瑞在《复唐敬亭书》中说:“江以南丈田事,付之田地坐落之里排,其册谓之经,即部科题请大小流水鱼鳞册之谓。归粮于丁粮坐落之里排,其册谓之纬,即部科题请归号册。”
所谓归号册即归户册。鱼鳞册为“经册”,所重在土地的地理位置和产权归属;归户册为“纬册”,所重在税收,故归户票又称作“纬税印票”。
田赋征收需要落实到户,以户为单位的归户册有遗存。安徽省档案馆藏《顺治十八年休宁县程通茂归户册》,封面写“顺治十八年分三图二甲程茂通归户割由”,封底写有“顺治十八年十二月□日册里汪度达,书算汪思五、程春”,并分别钤印,是为都图黄册里长颁发给业主的分户归户册:
一户程通茂 成丁一口 新丈过田地山塘 率字八百一号 土名力士山
田税三分一厘八毫 率字二千四百一号 土名姚坑 田税一分八厘九毫一丝
十一共田税七亩三分三厘五毫六丝一忽 秋米二斗九升二合 率字二千二百九十六号
土名下段 地税一厘 率字二千二百九十七号 土名下段 地税三厘二毫四丝
十三共地税一亩八分六厘九毫二丝 折实田一亩三分七厘九毫四丝七忽
秋米七升三合八勺 率字二千二百九十六号 土名下段 山税五厘五毫
率字二千四百号 土名姚坞口 山税一厘五毫 七共山税三分五厘六毫
折实田七厘八毫六丝八忽 秋米四合二勺 率字二千三百八十号 土名姚坞
塘税三分三厘 秋米一升七合六勺 四共折实田九亩八厘一毫五丝七忽
共秋米四斗八升五合九勺 内一元分下秋米一斗二升六合三勺
内时运分下秋米六升六勺 内一鹏分下秋米六合二勺
外仍秋米二斗九升二合八勺听派
程通茂户顺治年间“新丈过田地山塘”,田11号,地13号,山7号,塘1号,四类田土“共折实田九亩八厘一毫五丝七忽,共秋米四斗八升五合九勺”。清代徽州折实田,休宁县地每亩折田0.738亩,山每亩折田0.221亩,塘同田。程通茂为户名,实名纳税者为一元、时运、一鹏三人。明末清初休宁县朱学源户归户册所载土地800余亩,其下子户40余户,是为徽州“大户”的典型。明清土地登记中的户名,有的本人早已不在世,一般称作“虚名”。也有的业主本身就是宗族经济组织,土地登记的户名当然不可能是具体人名。究其原因,是赋税册籍中户名、税额相对凝固,而民众土地产权经常变动,二者不同步。官府只关心完成税额,难以要求纳税者真正名实相符,因为及时登记造册需要很高的成本。康熙年间,徽州出现了批注地权变动的鱼鳞图册,在册登记历年变更的“户丁”就是“的名”业主。
这样既不增加造册成本,又能使土地登记名实相符,适应了民众经济生活的要求。
清代土地买卖过户,收税票载有“赴册里推收核入实征”的规定。归户册与实征册紧密联系,有的合二为一。《雍正三年胡肇顺归户册》,封面题“歙县十八都四图一甲胡肇顺归户册”,在登记税额处钤“十八都四图十甲册里胡尔成书印”,版心注明“实征册”。册载胡肇顺税亩总数如下:“第一甲一户胡肇顺,雍正三年分新立户,成丁口,官民田地山塘一十亩零○一分一厘九毫六丝正,共折实田九亩八分六厘二毫四丝三忽正。”
这是新立户头业主归户的例子。业主的地权在归户纳税后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欺隐钱粮,脱漏版籍”,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地契所见清丈事例
顺治清丈造册,民众土地买卖“四至照依清册”为凭,有的在契约中记载了“新丈”后的土地编号,据以推收过户,办纳粮差。此就顺治土地买卖契约所见略举例如附表。
从顺治三年到十八年,这24张地契所见土地清丈的过程清晰。明清易代之际,徽州地权关系并未紊乱,顺治清丈与万历清丈续接,如《顺治五年陈阿吴卖地赤契》载,清丈前“四至俱照万历九年册籍为定”,“今值清丈”,税粮即行推收过割。以上地契登载的顺治新丈字号有:新丈一字号,新丈贞字号,新丈体字号,新丈常字号,新丈可字号,新丈归字号,新丈四字号,新丈盖字号等。顺治清丈的结果历历在目。土地计量有计税、计步、计租、既计步又计税、既计税又计租5类,计量标准并不统一,这正是民间经济活动的反映。上首出卖土地的原因有:缺少使用,男婚无办,缺少钱粮,夫故钱粮棺木无办,粮差无办,排年贴役,送主入祠,里长差役等等。民生问题是土地买卖的主要原因。
三、结语
顺治朝土地清丈之实在于基层,正史、地方志记载片言只语,史料缺失以致缺乏专门论述。通过对徽州府顺治清丈活动的细致考察,从丈量土地,新编鱼鳞图册,颁发归户票,业主归户纳税,民间地契四至依照鱼鳞图册为凭的事实中,不难看出土地清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或认为顺治清丈只在个别地区进行。虽然顺治初年全国很多地方还战火纷飞,难以全面认真执行,但清丈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徽州地处偏远山区,远离京师,不可能是全国土地清丈造册的孤例。顺治清丈在其他地区实施的资料还有待于发现。
土地清丈后,每户业主土地数字统计之和,可以汇集为一图一都一县一省乃至于全国的土地数字。理论上微观数字与宏观数字统一是可能的。但由于两种土地数字性质差异而难以相通。鱼鳞图册登载土地数字以“步”为基本单位,税亩是换算后得出的。明清田赋存在定额制,地方官员上报土地数字往往参考前朝的数额,即所谓“原额观念”。这种为保持原额而编制的数字必然与实际土地数字脱节,官府的宏观土地数字是经过加工的,具有赋税性质。鱼鳞图册登载的土地数字是丈量所得,关系到业主的权益,具有土地产权性质。《顺治四年祁门县吴畿林户新丈亲供首状》反映了丈量所得土地数字与县衙编制税额的对接。如果说清代的农民只知税额,不知道自己所有的耕地面积,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鱼鳞图册和土地买卖契约中,有的记载业主产权仅1“步”,面积为25平方尺,这当然不只是纳税单位。
何炳棣指出,明清的土地数字为纳税单位。这个结论相对于官府编制的数字有其正确的一面。而清初鱼鳞图册所载确凿表明其土地数字为实际丈量所得,并非赋税原额。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数字在不同层面各自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但明清鱼鳞图册登记的土地数字更应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估计全国各地至今遗存的明清鱼鳞图册在数千册以上。虽然这些册籍所载土地数字不可能完全复原,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官府编制的数字以外,还有真实的土地数字存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BZS019《清代徽州鱼鳞图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2006年教育部资助项目(批准编号06JJD760001)研究成果的一个组成部分
收稿日期:2006年10月8日 注释: ①
赵冈《简论鱼鳞图册》(《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认为:“清人入关以后,初期是尽量维持或恢复万历年间的地籍资料”,“康雍干三代都有区域性的清丈工作,制造新的鱼鳞图册”。李龙潜《明清丈量鱼鳞清册残卷中的几个问题》(李龙潜著《明清经济探微初编》,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第415页)认为,“顺治一朝只是在个别地方进行清丈,校订万历鱼鳞老册”。

何炳棣《明初以降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2页)认为:“清初各省县田地税额一般都是以万历初年原额为定额。换言之,都是根据未丈量前的额数。”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87页)认为:“到了清代,赋役征收几乎完全沿袭明代的制度,全国各地的黄册和鱼鳞图册编造,也几乎都是抄袭明代后期的旧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徽州文书类目》(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533—534页)著录顺治六年、十年鱼鳞图册14部21册,另有“清初”鱼鳞图册3部5册。《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十九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影印出版《顺治六年祁门县三四都月字号鱼鳞清册》1册。严桂夫主编《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黄山书社1996年版)著录顺治年间鱼鳞图册7部12册。安徽省博物馆藏,笔者经眼有《顺治六年歙县必字号丈量鱼鳞清册》1册,《顺治十年歙县壹字号丈量鱼鳞清册》1册。日本学者鹤见尚弘《中国明清社会经济研究》(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介绍,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顺治六年丈量鱼鳞册”2册。另据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介绍,休宁县档案馆收藏的清代鱼鳞图册“起自顺治四年”。

权仁溶:《从祁门县“谢氏纷争”看明末徽州的土地丈量与里甲制》,《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夏维中、王裕民:《也论明末清初徽州地区土地丈量与里甲制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又夏维中、王裕民《从置产簿看清初徽州家族之间的财产互动》,《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以上三篇论文都征引了徽州顺治清丈的资料,但前两篇意在探讨土地丈量与里甲制的关系,后一篇关注的是徽州家族之间的财产互动。
⑤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一,第13页。 ⑥
《大清律例》卷六《吏律·职制·信牌》,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⑦
《明嘉靖至嘉庆承当都长丈量公正里役排年合同议约》,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
⑧ 《康熙陈氏置产簿》,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 ⑨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一,第20页。 ⑩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
《康熙陈氏置产簿》,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
参阅夏维中、王裕明《也论明末清初徽州地区土地丈量与里甲制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汪庆元:《明代粮长制度在徽州的实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
《康熙陈氏置产簿》,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
万历《休宁县志》卷一《舆地志·隅都》。
参见《清代休宁县鱼鳞图册目录》,载严桂夫主编《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第178—192页。
徐元杰:《仁政楼记》,转引自王德毅《李椿年与南宋土地经界》,载《经济脉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危素:《余姚州核田记》,《危太仆文集》卷二,转引自陈高华《元代的土地登记和土地册籍》,《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万历《休宁县志》卷三《食货志》。
程大位:《算法统宗》卷三《亩法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校释本,第287页。
程大位:《算法统宗》卷三,第227页。 程大位:《算法统宗》卷一,第71页。
程大位:《算法统宗》卷三,第233页。
《俞正燮全集》第二册,《癸巳存稿》卷一○《亩制》,黄山书社2005年版。
《俞正燮全集》第一册,《癸巳类稿》卷一四《记田名数》。
何炳棣:《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休宁县赋役官解全书·本县申详》,明天启刻本。 道光《安徽通志》卷五一。
傅辉:《亩制差异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5页。
[日]鹤见尚弘:《中国明清社会经济研究》,第226页。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一九,第6、7、10、13页。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一,第31页。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一九,第25页。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一九,第203页。
该册最后一页载:“祁门县[三]四都二图新丈田土总数,计开,月字一号起,至无万无千七百八十二号。”
安徽省博物馆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徽州文书类日·赋役文书》,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543页。
严桂夫主编《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黄山书社1996年版。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一,第26页。
万历《休宁县志》卷三《食货志·公赋》。
《歙县双桥郑氏族谱·墓地图志》,安徽省博物馆藏。
《歙县洪源光裕会簿》,安徽省博物馆藏。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一,第28页。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一,第36页。
严桂夫主编《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图28”。
严桂夫主编《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图36”。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一,第39页;同卷又载《顺治八年婺源叶金贵户跽业印票》。
道光《婺源县志》卷一一《食货二·公赋》。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一,第46页。
康熙《休宁县志》卷一《隅都》。
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海瑞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8页。
转引自严桂夫、王国健《徽州文书档案》,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258页。
康熙《休宁县志》卷三《食货·田赋》。
参阅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第11章《明清大户经济形态》。
参阅汪庆元《清代鱼鳞图册研究——以〈休宁县新编弓口鱼鳞现业的名库册〉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转引自严桂夫、王国健《徽州文书档案》,第254页。
《大清例律》卷九《户律·田宅》。

关键词:东阿县;征收;秋粮;公文纸;税;赋役;十年;遗存;图;赵元哲

一、清初里的增减

作者简介:

通过方志把握清初徽州各县里的设置和变动全貌是很不容易的。首先是不能排除方志记载不正确的可能,其次是有省略的可能。但在清代徽州大部分的方志里,对康熙年间的一些变动记载很多。所以通过对当时各县情况的整理,虽可能有局限性,但仍是能够清楚地看到其变动趋势的。笔者通过这些方志对各县里的增减状况整理如下:歙县由明万历三十年的282个里到康熙年间减少为278个。[
2
]休宁县由明末的215里到康熙三十年达到221里,增加了6个里。②婺源县由万历二十年的138
里到康熙二十九年达到153个,增加了15个里。[ 3
]黟县由明末的43里增加到清初的45个里。③另外绩溪县从嘉庆年间到清初一直是35个里,没有增减变化。这样,在徽州里的增减各县有所不同,从里的编制层面看,
5个县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至少到清初里制都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即看不到消亡的迹象。

  众所周知,赋役黄册制度是明代户籍与赋役之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并与明朝统治相始终。可惜的是,数量巨大的明代黄册消失于朝代更迭中。现存的明代黄册文书,多是乡里保存的黄册底籍、草册及抄底等,而明代黄册原件难得一见。已知存世黄册遗存文书,都属于南方地区,北方黄册一件未见。幸运的是,近几年我们在进行公文纸本古籍整理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两种消失已久的北方黄册,使得北方黄册失而复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两种北方黄册,一属县衙所藏,一出自后湖黄册库,均为明代黄册原件。

这种现象在祁门县也不例外。据道光《祁门县志》记载:“万历元年??为四十九里里即图也。国朝祁门境内仍二十二都,而在城及各都仍四十九图。康熙三十年新增图三八都增图一,十一都增图一,十三都增图一
,共为五十二图。”[ 5
]清初一度祁门县的里数和明末一样,包括县城和乡村一共是49个里。康熙三十年在8都、11都、13都分别增加1里,达到52个里。从里数的层面看在大约半世纪的时间里只增加了3个里。这样的变化还不足以导致里甲制的崩溃。

  属县衙所藏黄册,见于上海图书馆藏公文纸本《赵元哲诗集》纸背,共四册,计110页。其中多处出现“一户某某,系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东阿县”等字样,如第1册第2页背“壹户刘彦实,系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东阿县”,第2册第2页背“一户冠君仁,系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东阿县西姚”等,可知其应为山东东阿县攒造黄册。又,第2册第4页背载:“县尚德乡壹都第一图车站户,充万历拾玖年甲首”,第2册第21页背载“山屯驴夫户,充万历拾陆年甲首”。明代黄册十年一造,排定之后十年间的里长、甲首轮役次序。据此结合明代黄册大造之年推断,可知该批黄册应为万历十年(1582)所造。另,此《赵元哲诗集》为明万历十年朱应毂刻公文纸印本。朱应毂,万历十年前后任东阿县知县,曾纂修《东阿县志》,《赵元哲诗集》应即其任东阿县知县之时所刻。但印刷时间应该晚于万历十年,因其用万历十年攒造黄册刷印,必须等到此批黄册成为废册之后方可。由该书刻印地点可知,此批黄册应为东阿县所藏黄册。

康熙三十年以前祁门县的都图数和万历年间样,对此应当怎样理解呢?

  出自后湖黄册的北方黄册,为山西汾州南郭西厢关厢黄册,见于上海图书馆藏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公文纸本《乐府诗集》纸背。如该书目录第11页背第2行载:“壹户田友,系山西汾州南郭西厢关厢第拾壹图”,第9行—12行载:“开除/人口正除死亡男妇六口/男子不成丁四口/田受于嘉靖/田广于嘉靖”,据此推断,此“山西汾州黄册”应为嘉靖四十一年攒造。

在康熙《徽州府志》的厢隅乡都条中,有祁门县康熙三十年以前各都里数的介绍,见表1。

  万历十年山东东阿县和嘉靖四十一年山西汾州黄册的发现,填补了我国现存明代黄册中,北方黄册缺失的空白,使得消失已久的北方黄册重回学者研究视线。相对于已知的南方遗存黄册,失而复得的北方黄册,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和史料价值:

图片 1

  一、两种北方黄册的发现,为研究明代黄册制度的演变提供了宝贵资料。例如,关于黄册攒造中的人户类别,栾成显曾据遗存黄册指出:“黄册以户为单位攒造,大的类别分为‘正管’户和‘畸零’户(又称‘带管’),家有赀财应役者为正管,鳏寡孤独不应者为畸零。”(栾成显:《赋役黄册与明代等级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1期)在文中,他将“带管户”等同于“畸零户”,但山东东阿县黄册中明确出现了“正管”“带管”“畸零”三类人户。如《赵元哲诗集》第二册第3页背载:“正管/第九里/里长”,第二冊第22页纸背载:“带管/第肆甲/里长/下户”,第一册第7页纸背载:“畸零/第伍甲/甲首/下户”。由“带管”与“畸零”并列,可知此两类人户应非等同关系。日本学者鹤见尚弘根据洪武二十四年“奏准攒造黄册格式”规定,推测明代第二次攒造黄册时,里甲人户中出现了介于里甲户与畸零户之间的“带管户”,其身份应是作为正管“里甲户”的替补应役人户存在(鹤见尚弘著、姜镇庆等译:《中国明清社会经济研究》,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但从东阿县黄册中可见,“带管户”本身已经编排里长、甲首,出任里甲之役了,并非仅仅是替补人户。

另 外在万历《祁门县志》中,万历元年调整的各都里数制为表2。

  关于“带管户”的身份问题,我们可以结合洪武三年实行的小黄册图之法来进行大体推断。栾成显曾指出:小黄册图之法“与洪武十四年在全国推行的黄册制度相比,在每图所编人户数,所置里长、甲首数,以及里甲的职责等方面,均有差异或不同。但从应役人户编排在里甲之中,十年一周,轮流应役等方面来看,小黄册之法无疑已具备了黄册制度的基本框架。”上海图书馆藏公文纸本《后汉书》纸背即为明洪武三年处州府青田县攒造小黄册原件,在此小黄册中,人户类别即包含“正管”“带管外役人户”和“编排不尽人户”三类。其中,“带管外役人户”的身份为禁子、弓兵、铺兵、水站夫、递运夫、驿夫等。此类外役人户,不设里长甲首,均是归入相近里长下“带管”。而万历十年山东东阿县黄册中,同样包含此类人户,如《赵元哲诗集》第一册第30页背载:“城屯马站户,充万历拾肆年甲首”,第二册第4页纸背载:“县尚德乡壹都第一图车站户,充万历拾玖年甲首”。由此推断,赋役黄册中的“带管人户”极可能即是指此类“杂役人户”,只是已由原来的不设里长、甲首,演变为被纳入里甲体系,同样也需负担里甲差役了。这无疑是黄册制度的一大演变。

表2 万历元年祁门县各都的里数

图片 2

表1和表2 的总里数是一致的,都是45 个里。但是仔细比较就会发现,
10东都④和13都分别有1个里的差别。即增减的结果虽凑巧达到了一致,但内部里的增减却是有变化的。这样祁门县在康熙三十年前至少发生过一次里的增减。这在地方志上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清初也和明代一样仍然发生里增减的现象。并且,这种现象不局限于祁门县。在康熙《徽州府志》厢隅乡都中的休宁县条说“国朝顺治八年增编五里,后又并去一里,共二百一十九里”[
6 ]
,提到了顺治年间里的增减。而据康熙《休宁县志》,当时新设的里是9都5图、11都2图、11都4图、17都8图、18都13图的5里,消失的是33都4图的1里。[
7 ]休 宁县也和祁门县一样,里的变动一直持续着。

对里的这种增减,可以这样理解。第一,里编制变动的事实真实地反映了里甲制的不稳定性。维持原有的里甲体制意味着由里长户和甲首户组成的正管户承担各种里役。当这种维持面临困难时,通常能采取的方法是把现在的正管户替代为适当者。但如果还行不通时就只能变换里的编制了。这样新里的产生和旧里的消失,反而给个别里带来不便甚至是到达不能维持的地步。所以里的变动成为反映里甲制浮动性及其限界的一个侧面。第二,到了清初新里产生旧里消失的变动仍然持续着,这说明当时里甲制有其存在的现实必要。作为里甲制浮动性的一个表现,里的增减反过来也体现了里甲制的现实性功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休宁县志》卷一中关于消失的33都4图的记载:

顺治八年辛卯, 编户二百一十六里,
⑤增五里,将三十三都四图均入三五图,并去一里。

33都4图被分编到3图和5图,这说明了对于一个不能成为独立存在的里甲,采取了编入乃至合并到邻近里甲的方法,从而实现里的减少。

里增加的情况,限于记载,相对模糊。比如,在上文明确提到的,康熙三十年在祁门县增加的3个里是因为8都、11都、13都分别增加了一里,但方志中没有提供详细信息。因此,有关增图的一系列过程和结果及对于当时徽州里甲制的意义成为本文最为关注的内容。

二、增图及其限制

1.增图的展开

清朝入关后采用的征税制基本与明代一样,是以里甲制为基础的。即里甲制下的里长户作为一种力役征收钱粮等役务。但实际的钱粮征收由原来的里长分化为独立的经催、分催、年首等人行使钱粮催办之役。不过,明末以来役困现象一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清初出现了放弃依据里甲制征税而提倡自封投柜的现象。⑥

这可以在康熙二十六、二十七年间两江总督董讷的告示中得到确认:

江南积弊多端,钱粮陋规尤深。凡州县开征之时,向设里长排年,应役论轮流。??种种杂派,无一不端,责于里长,而里排按亩按丁,转派花户,一年耗费,几倍正供。故轮斯者,名为充当大差,上而迎官吏,下而鱼肉花户,助虐害民,实为丛弊之源。本部院前任司农,久已深悉其概。今奉命总制南服,访得江南省属,从前虽有革里排之虚名,至今究未尽除里排之实害。或更名曰单头,曰丁头,曰里书,曰柜头,改之名色,阳奉阴违??为此,示仰督属官吏军民人等知悉,嗣后征收钱粮,务要颁发限串,遵照部法,令花户自封投柜,截票归农。其起解钱粮及营兵荳米,俱令官征官解,将从前里排名色并一切陋规,
尽行革除??⑦

得到两江总督董讷指示的徽州知府朱廷梅在康熙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将告示下达于各县,但实际上没有被贯彻。新任总督傅拉塔从康熙二十七年连任到三十三年去世为止上任后也强调过几次,但各地的地方官还是让里排包揽⑧钱粮,征收相当于定额几倍的赋税。对此问题,丹阳县早在康熙二十年就有如下的主张:

至于包揽科敛之弊,在在有之。最可恨者,甲户应纳有据,里长收纳无凭,卒至叠敛重科,当时无从下断,习以成风,牢不可破。??即有甲户能事之人起而直之,无奈十排固结,一倡百和,郡群起陷阱之,故有畏强科敛缩步之势。??为今计,欲为若辈斩断葛藤,必将概县甲户丁田逐图提出,使之另行编立都图,依近就便,各成为里,方可无滋役炽之虞。[
8 ]

就是说,甲首户们如果想从原来的里甲脱离出来另外结成一个里的话,就不能给里长户捣鬼的机会。总督傅拉塔参考这一建议于康熙二十九年五月一日让江苏和安徽的布政司使会同进行调查和讨论,向各府分发了牌⑨
,禁革里排的恶习,使从前甲首户中希望脱离出来的人单独组成里,负担税粮和徭役。同时,制作新里的图册上交。

徽州知府朱廷梅将总督命令传达至各县。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十二日传达至祁门县。大约一个月后的七月五日祁门知县兆泰向城乡各地的甲首户们公示:

示仰城乡各都图甲户人等知悉,遵照宪行事理,尔等甲户尽数出甲,依近就便,酌量另立都图,各成为里,照完粮当差,星即造具姓名顷亩细册,具报本县??

根据知县的命令,祁门县申请者的申请被接受。经过了几个月,最终,在祁门县结成的新里有北路的8都3图,东路的11都3图,南路的13都2图。知县在当年十二月调查好各里制定的图册后,转送给知府。至此在各级官府的指示和催促下,祁门县的增图告一段落。

但确定了祁门县新里的组成,并据此制作了图册,增图这项事业并没有完成。首先,祁门县提交给徽州府的新里图册并没有转交给上级机关。根据总督的命令,布政使发过三次公文催促,过了8个月之后,唯独祁门县没有造册详报。即至少在大约2个月的时间里知府没有把祁门县转送的图册提交上级,而是继续保存着。虽然不知道原因,但能推测出相当曲折。

直至大概3个月后的五月,知县在知府等上级机关确认后才下达了命令,将新增加3个里的增图缘由刻入碑文,此事才算结束。

另外在这一过程中,
11都3图的代表者们曾向知县另行提交了禀文。内容为11都3图的各户在自封投柜时发生了柜头⑩没有收兑的事,他们要求更正。知县向柜头下达了收兑后支付票的命令批文,但是柜头仍然不收税粮,并且也不给收据。反抗增图到了使官府的命令无法贯彻的程度,那就不得不说增图工作的困难之大。

2、增图的条件和限制

康熙三十年在祁门县3个都的增图是为了从里长户的榨取中解脱,甲首户们从原有的里中分离出来,独立组成新的里。这意味着把1个里分成了2个里。其前提是原来的里和新成立的里分别具备了成立一个独立里的条件。

清初徽州里甲制的规模比起明代,有所扩大。明代的1个里甲包括由10户里长户和100户甲首户组成的正管户和带管户,从户数或者所有土地的量来看,里长户更处于中心位置。但是清初在徽州的比重逆转过来,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比如,栾成显曾以休宁县的27都5图3甲为对象仔细考察过万历十年到康熙四十年间户数和土地面积的发展方向。通过考察发现,万历十年里长户1户的土地所有达到了3甲全部的81%
,但随着时代的推移所占的比例逐步减少,在康熙四十年降到了14%。另外土地面积只占3%的4户带管户所占的比重渐渐增加,在康熙四十年户数达到41户,土地面积达到70%。与正管户相比,户数增加到3倍多,所有土地占到了全部土地的2
/3以上。这种变化的背景是,在清初大户的许多子户们陆续实现了“分析”“立户”。据他的判断这种现象不仅仅局限于休宁县。正是这些里甲内成员的扩大成为分里的客观条件。

但里分裂的客观条件并不意味着分里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围绕分里而有支持和反对两方面的矛盾斗争,同时还有官府的立场存在。下面首先对与分里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两方进行考察。

祁门县增图直接原因是甲首户对里长户的包揽的反对。要根本上解决此问题,就是从原来的里甲中脱离出来结成新的里甲。但组成新里甲后又要承担各种随之而来的负担。所以只有一部分敢于承担的甲首户才愿意并敢于从原来的里中分离出来组成新里,他们成为推动分里的主体。而那些因包揽获得私利的无赖下层绅士lw和收受贿赂的“官胥”即地方官和胥吏则成为主要反对势力。从当时祁门县的情况看,绅士官胥的作用不明显。反对的主要势力是里长户和册书。

因为分里意味着里长户通过包揽来谋私利的机会减少,从这点来看原来的里长户当然是反对的。那么通过拖延时间的方式来反抗分里的册书的实质是什么呢?
在徽州自明代以来每里都设有一名负责书算的册书。也叫里书lx或册里的册书。册书担当着作为税粮交纳根据的土地所有者的转移和登记的任务。通过现存的税票可以知道这不仅仅存在于祁门县。值得注意的是在徽州册书就是里长户。各里第10甲的排年里长担当册书的责任,大造之年承担造册之务,所以册年里长也就是册里。这样看来对分里坚决反对的册书其实是代表原来的里长户的。反对分里即增图的核心势力就是原来的里长户。

据资料看,祁门县的这次增图是在上到总督下到知县的各级行政机关的指示和积极催促下得以完成的。通过巡抚批文里提到的“增图一案,系督檄行事理”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总督处于行政机关的最高位置。总督多次指示催促过布政使、知府、知县。但这件事不是总督随意就可以完成的。从巡抚檄文“??但增图事关朝廷版图事,实增该亦应具请题旨方便遵行”中可以看出增图实际上已经提前得到了皇帝的允许。所以增图是在皇帝允许、总督等各级机关指示与催促下完成的。但实际上实行起来并不是那么顺利。即使在经过艰难曲折增图的申请被接受后,随之而来的程序也很麻烦,并且对此的反对一直不断。据现存资料来看,这次祁门县增图从康熙二十九年五月一日总督的指示开始到第二年五月署知县把增图的缘由刻在碑文里结束为止,持续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其间有相当多的困难存在。

如前面提到的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五日祁门知县下达接受增图申请的命令以来,
11都1图的一部分甲首户在八月十六日以前向知县提交了独立申请。但是直到大约3个月后的十一月上旬都没有进展。对此在十一月五日11都1图的甲首户们以联名的形式再次提交了要求独立的禀文,才得到知县的批文。从六月和十一月一日布政使两次下达过催促号催中也可以想像其过程的艰难。这意味着不能无视那些反对者的存在。

在十一月初得到知县关于增图原则上的同意之后,剩下的任务就是图册的制作,即关于组成新里的人丁和所有土地状况的详细记录。但在制作图册时只考虑这些问题是不行的。13都1图的甲首户江自东等得到知县关于组成新里2图的允许和制作图册的命令后,就图册制作的一系列问题,首先提交了请示知县批文的禀文:

身等各家内有族丁祀田粮附入别户,不能归一,亦有丁少粮寡,独力难支。??叩乞宪天恩准金批,庶致身等内有族丁祀粮附入别户,听从归并;有丁少粮寡者,依近朋户??[
8 ]

要求归并族丁祀田的税粮而把丁少粮寡者归入其朋户,对此,知县同意归并祀田的税粮,但对丁少粮寡的朋户并不承认而只使朋充。据此可以看出:第一,祀田等所有土地在帐簿上确切的所有者名的转移是必要的,但分出实际的份额不容易。第二,作为一个里长户或甲首户要保证有具备一定经济能力的人户。l}上面的增图实际上是分图,所以比起原来的里,里势的减弱是不可避免的。原来的里和现在的里都作为一个里,对其成立要求有一定的经济背景。特别是后者,它是想从原来的里长户的榨取中脱离出来的甲首户们组成的独立的里,所以担当里甲负担核心作用的新里长户比起原来的里长户在丁粮的层面上不一定占优势。在这样的前提下组成新里的正管户是不容易的。所以制作新里的图册意味着需要面临和克服以上所有的问题。

另外新里8都3图的成立在原则上得到认证之后,提交了图册的草稿,对其内容的不备,知县做了如下的指示:

今一田或伯百余亩,或数十亩,果一人之业乎? 抑数人共业乎?
数人共业,当分注某户自己业几多,仍 一业,不犹诡影包纳乎?
成丁或十数,口或数口,当分注某丁某名,
一丁另注一页。??仰户房图差押催蒋文才等速行清编有田各分为户,有丁各分为户,勿得
捏朦混??[ 8 ]

可以看出,当时提交的新里图册中关于亩数和丁口数的记载是有问题的。首先的疑问是亩数。正如前面分析的,组成新里的个别人户的经济能力一般不会比原来的里长户好。在徽州一般拥有50亩的话就可以成为地主。以此看图册里记载的数十亩或百多亩的土地所有者不是个别人户而应理解为总户,知县认为这实际上是几个人户所有土地的集合,并指出图册里记载的丁口也是总数。因为丁是分担差役的标准l~,所属户不清楚的话就会出问题。对于这两点,知县派户房的图差让蒋文才等记录实际户别的亩数和丁数而不是总数。从上面的内容中看不出此指示是否得到了贯彻,但至少可发现用总户乃至总数记载的办法。增图时国家权力为了保障对于新里个别人户税役的征收,也未必反对这样的办法。因此所谓的增图不过是围绕税役负担,民间和国家之间利害冲突的调节,即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能够抑制这样的民间惯行的行政力是其前提条件。

综上,增图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过程。里的增加绝不是简单的文件制作。里的增加是原来里的分裂。各个里作为一个独立的里要承担与此相应的负担。另外还要考虑促进里独立的一方和反对、阻止里独立的一方的关系。那么面对这么复杂困难的过程,官府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

从国家的立场上看,增图肯定是有利的。因为里长户的包揽最终会影响到税收的稳定和治安的维持。如果不制止这种现象的话,负担过重的甲首户破产乃至走向没落,这样反而更加重了原来里甲体制的负担。所以允许想独立的户结成新里承担税役也是防止矛盾激化的一个方法。
这就是康熙年间两江总督以下的各级官府积极促进增图的最主要原因。

但也不能无视消极的一面。分里也可能妨害了社会的安定,也不一定保障了税役的收取。新里成立之前需要处理的行政性事情很多,并且由于分里利害关系也有很多反对势力,特别是由于适当的行政力不足,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危险性进一步加重。维持一个里需要以负担各种里役的正管户在一定程度上的稳定为前提。但是在没有具备充分条件的情况下就实施分里,会使问题更加激化。因此这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正管户的动摇,更进一步,从里甲制的运行原理很容易连接到正管户的负担加重。这从官府的层面看反而会动摇税役收取的根据。因此从官府的立场上看增图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危险性,不得不慎重对待。

对于增图,官府的慎重立场在《词卷》里有充分的记载。康熙三十年祁门县的增图形成后,又出现了申请增图的人,但从总督的批文中可以得知申请没有被接受。

舒时行等里排又经禁革,何得又请增图? 况未奉谕旨,不得再读。不准。[ 8
]对此申请案,巡抚也发了檄文:

本图又复哓哓置议,何可率尔更张?兼之七府三州而论,其豪强甲户跳里越甲,呈逞强自立者不一而是,倘人人效尤,处处吁控,则将遍七府三州之版图而尽增之乎?
抑将续起者置之不问乎? 甚矣!
此增图一案,为取乱之阶,长奸之薮,万万不可为之事也。[ 8 ]

里长户包揽等影响原来里甲体制稳定的原因和程度因地区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偏差,所以它是否是引起里制变动的表征应该慎重考虑。巡抚的判断是每当有申请变动时都很容易地给以认证的话,反而会引起相当的混乱,在中间过程会出现更大的弊端。祁门县等地增图以后,官府的态度变得消极起来。实际上官府的立场是,在不妨害原来社会安定和秩序的范围内稳定的税役收取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如果和此意图相反,增图反而妨害了税役征收的稳定,这件事就要停止或取消。所以没有大问题的话,官府将本着不影响原来体制变动的原则解决。

康熙三十年在祁门县3个都实行增图的契机都是围绕包揽等惯行处于对立的里长户和一部分甲首户间的纠葛。为了不使这样的纠葛影响里甲体制的运行,官府命令增图,即分里。但增图的过程很不顺利。在两江总督指示下推进的增图在1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各种困难与反抗。经过多次的曲折后增图终于完成,但它在大范围内实行还是有很大的限制的。因此官府改变了对增图的态度,采取了消极的立场。特别是对保障社会安定和税役的地方官来说,更是慎重地对待增图。

三、结语

清初,特别是康熙年间,在徽州的各县中实行了里的增减。当然和明末的情况相比,不同的县在增减的倾向上有着微小的差异。但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差异,各县的增减都未达到根本动摇明末以来里的编制的程度。里的减小是特定的里消亡的结果。即,由于一个里不可能仅凭自身来维持,被编入临近的里甚至与临近的里合并,结果表现为里的减小。相反,里的增加意味着里的分裂。既然一起承担各种负担反而带来不便,尽管里势的弱化是显而易见的现实,还不如断然实行分里,于是出现了里的增加。里的增减无可争辩地表现了里甲制原本带有的不稳定性。但与此同时,这种增减变动的事实本身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当时的里甲制具备一定的实用性。

在清初的徽州各县,里的增减虽不时反复,但从整体上来看不过是局部性的变化,里制的变动看起来是在最小化的范围中进行的。事实上,变动要想进行得彻底,不仅在附加的步骤和活动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与这种变动有着利害关系的人的直接或间接的反对也不可忽视。而且,如果没有可以解决这些难题并协调冲突的官府的一定行政能力为保障,这种变动很可能发生扭曲变形。因此,里的增减尽管存在着值得肯定的一面,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危险性。从官府的立场上考虑,尽量在不大幅度动摇现有体制的范围内予以解决,这才是比较稳妥的选择。这不仅成为里的编制上没有出现大变化的背景因素,也对当时徽州里甲制继续发挥一定程度的职能有利。

注释:

①安徽省图书馆所藏。是事件结束后集合相关资料整理的抄本。

②参考康熙《休宁县志》卷1, 方舆, 建置沿革; 康熙《徽州府志》卷1, 舆地志上,
厢隅乡都等。另外参考各种方志的相关内容来看,道光《休宁县志》卷1, 疆域,
隅都的“康熙三年增编二里,
总二百二十一里”的“康熙三年”是“康熙三十年”的误记。

③参考嘉庆《黟县志》卷2, 地理志, 乡都; 康熙《徽州府志》卷1,舆地志上,
厢隅乡都等。

④明初祁门县的10都分为东西两都。对此参考拙稿:《从祁门县谢氏纷争看明末徽州的土地丈量与里甲制》,
《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第87页。

⑤通过参考各种方志的记载,很明显216是220的误记。

⑥山本英史: 《“自封投柜”考》, 《中国- 社会と文化》第4号,1989年,
第160~161页。但是清初以自封投柜形式的改革因为制度上的不完备,所以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这反而成为一种包揽广泛的惯行。关于明末清初在徽州自封投柜改革的不彻底,参考拙稿:《明末清初徽州的役法变化和里甲制》,
《历史学报》, 169, 2001年,第125~130页。

⑦见《清康熙四十二年词卷》。另当时在祁门县发生的关于增图的一系列展开过程如果没有单独标注的话,均此。

⑧关于清初的包揽, 参考森田明:《清代の‘议图’制とその背景》,
《社会经济史学》42 – 2, 1976年; 西村元照:《清初の包 – 私徵体制の確立,
解禁から请負徵稅制へ- 》,《东洋史研究》35 – 3, 1976年; 山本英史:
《清初における包 の展开》, 《东洋学报》59 – 12, 1977年;
森田明:《清代‘义图’制再考》, 《东洋学报》62 – 34, 1981年等。

⑨在淡新档案中意为揭示的“牌”,在其他书籍和史料中多用作上级官府对下级官府下达的指令书。上面的情况属于后者。滋贺秀三:《淡新档案の初步的知识-
诉讼案件に1 われる文书の类型》, 《島田正郞博士頌寿记念论集-
东洋法史の探究》,汲古书院, 1987年, 第282页。

⑩关于柜头,参考栗林宣夫:《里甲制の研究》, 文理书院, 1971年,
第180~182页。

11、参考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283~286页。

(资料来源: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0 7 年5 月第3
6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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